未来谁掌握了数据，谁就可以领先。但是，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。
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，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技术和其他产业的融合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文章。
在很多领域我们都总慢别人一步，未来我们应该重视颠覆性技术的研发，避免走国外的老路。
目前，世界经济前景不明朗，复苏之路曲折，全球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。国内外的一个共识是，世界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将引发一次新工业革命，这将牵引全球经济进入新周期。日前，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邬贺铨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就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应对策略进行了阐述。
数据分析可以帮我们发现创新机遇
对于国外学者提出的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的概念和理论，邬贺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并首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。
他指出，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家的共识就是蒸汽机带动着机械化的发展；第二次工业革命是自动化的发展；而现在人们所提及的这次正处萌芽时期，从某个角度来看，并不需要严格的定义。因为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机械或者单个的技术突破，而是带动了一批技术在研究方向上的变化。无论是能源、材料、生物还是别的，都是面临用新的信息技术使产业发生改变。而这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两次不一样的地方。
邬贺铨说，虽然我们不能为“第三次工业革命”准确划分一个时代，但是其的确预示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，新一轮的产业转型已经到来。
“由于时代原因，我们错过了工业革命的前两次，但这次在我们有基础、有机会的条件下，我们应该迎头赶上。因为如果一旦错过，重新赶上就比较困难了。”
邬贺铨说，美国现在对合成材料组学和合成生物学很重视。合成材料组学，过去发现新材料多是用盲目拼凑的方式。而材料无非就是分子和原子构成，因此，我们要研究的是不同的分子和原子结构上面会产生预期的什么性能。我们可以把材料的原子分子看做人类的基因，那样，就可以选择相应的基因得到我们需要的性能。生物制药也一样，通过信息技术分析出基因改变所产生的效果。现在不同的人得了同一种病，但同样的药所展示出的药效却不一样，其根本原因是人体个体基因的差异，但是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些差异和这些药物之间的关联。而未来，通过人体上的大量数据，运用超级计算对其进行分析，找出其中微弱的差别，就真正能实现对症下药。另外，可以大大缩短临床试验的时间，节约成本。
“我们从盲目到主动，也可能是未来新的开端。”邬贺铨指出，对已知的数据进行分析，就能了解趋势，并作出判断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数据分析将同时成为机遇与挑战。挑战是，我们怎样能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出规律。机遇是，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，最多的个体，最多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数据，不是去追求某个个人隐私，而是了解整个群体的趋势。例如，美国加州一家保险公司，虽然它开出的农业生产保费比别的公司高很多，但其仍然拥有最高的客户量。原因就是，它搜集了美国几十年的气候数据与每一块地历年农产品数据。它所提供的服务是，由它来向你提供明年种植信息，告诉你明年种什么植物是增产还是减产。但是如果信息错误，它将比其他保险公司付给更高的赔付额。“事实上，这家保险公司的赔付率特别低，因为农业有自己的生产周期，通过历史数据寻找出规律，判断某个地方明年的收成。而我国现在很缺这样的机制，因为农民只会作简单的判断，今年猪肉贵了，明年多养猪，明年亏了，后面一年不养了”。
邬贺铨指出，在医疗方面，我国每年的就诊患者是世界上最多的，如果对这些医疗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，对我们治疗疑难病症，以及开发新药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。对数据进行分析，甚至还能帮助抑制物价波动。比如，之前一些地方的食盐抢购风潮，通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，我们完全可以提前判断出市民抢购食盐的情况，只要提前抛售食盐，就能有效地抑制价格的快速上涨。
在邬贺铨看来，未来谁掌握了数据，谁就可以领先。但是，从茫茫数据中分析出有用的东西并不十分容易。例如智慧城市，虽然北京已有七八万个摄像头，但是拍完之后，我们却没有把他们关联起来。就如通过摄像头跟踪一辆车，看其在通过几个路口所用的时间就能分析出这段路的交通情况，可以分析出汽车流向，优化道路。但现在基本上没有这样做，只是用在肇事车辆的拍摄，闯红灯等等。但是大量的数据不能单靠人来分析，而是需要计算机，但由于计算机的识别性较差，因此，应尽量提升其智能化。与此同时，对于我们的重要挑战是资源信息的分割，各个部门自己掌握信息，谁都不愿与别人共享，很难得到全面的信息，自然很难利用。
信息技术与各行业结合可以改变工业生产方式
随着新兴信息技术的产生和应用，不少传统行业的生产方式，以及商业模式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。对此，邬贺铨认为，随着信息技术与各行各业结合得更加紧密，未来工业的生产方式，也将发生显著的改变。
邬贺铨认为，信息相当于延伸了大脑的智力，使我们做到以前难以想象的事情。随着处理技术的提高，信息更广泛地渗透到各方面的应用。原来谈到网络，只是指通信，现在则远不仅仅是通信。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，通信的功能早已不是原来的地位，例如：苹果手机虽然打电话的功能与其他手机没有区别，但它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感官上的享受。而3G带宽的出现，使它接触网络的速度更快，凸显出更强的能力。我们现在所说物联网、下一代互联网、移动网，作为单个项目是分离的，但实际上却是彼此关联。在原有生产之上，利用信息技术升级。例如：我国的“两化融合”，最初也只是购买CLM、CLP企业管理软件，再到生产自动化，再进一步对整个生产过程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。
与此同时，随着信息化的不断深入，现有的工业生产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。邬贺铨介绍，现在有人提出三维打印，我们传统的加工是切除切削，不断把没用的削掉，这叫减法。未来三维打印的时候，材料一层一层摞上去，生产产品的机器就像打印机一样，打得越多的地方摞得越高，不打的地方摞得越少，用叠加、层叠的办法形成产品，这叫做加法。因此材料利用率大大提升。“之前，这种制造方式是用在工程师做样机上，现在发现随着精细的设计和对材料的掌握，已经可以做到个性化生产，生产线甚至是可变的、灵活的。所以美国把三维打印看成是从中国手中重夺制造业的利器，用于提供个性化服务，进行个性化制造。未来新的加工技术，将会改变现在的生产模式，从大规模的制造转变为个性化的制造。
虽然个性化制造短期不会成型，但对于利用廉价劳动力、无区别化生产的我国，个性化制造的出现将带来前所未有的危机。另外，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，工厂、企业开始着手准备使用机器人来替代人工劳动力。因此，在双重夹击下，如果我国仅靠劳动力低廉，在未来不一定能占到主动地位。
对于如何应对未来的挑战，邬贺铨指出，应在创新上占据主动。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之际，要更深层次地推动信息化和其他产业的融合，而不是停留在表面上做文章。现阶段，我国两化融合推动并不容易，一方面，企业觉得信息化短时间不会产生很大的效益，另一方面，应用信息化做衔接和加工生产，不仅需要资金投入而且对于原有工厂的管理模式也是一种挑战。
中国研究人员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，我们能否利用优势集中力量攻克一些关键的领域。“比如智能信息处理。我们的网络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用户，网上有很多资源。我们是不是很好地利用。我们医院有全世界最多的病人，全世界没有见到的病例可能在中国都有，能不能通过分析这些病人的资料来分析出医药，引导药品的发展。这些都是我们的资源。实际上我们应看到，我们的资源不仅仅是水和能源等常说的实物资源，其实信息也是资源。能否利用这些资源是未来占领先机的重要条件。”邬贺铨说。
